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北堡村滩涂，5月26日上午，北堡村渔民周建兴正和同伴向堤岸走去，他们各自拖着一只大鱼篓，里面装着他们一早上的收获，将这些小鱼小虾晒干拿到附近的集市上，便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在过去的十数年里，与周建兴一样的北堡村村民，都依靠着滩涂维持生计，去年，周建兴全家卖鱼收入人均近4万元，但是，随着围海造田的步步紧逼，对于北堡村村民而言，靠海吃海即将成为历史。 “周边很多滩涂都被围垦，渔民们拿到一点补偿后就没人管了。”周建兴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北堡村村民之间已经开始流传他们的滩涂有可能被围垦的消息，但至今他们仍未等到官方消息来确认。 北堡村渔民的心情是复杂的，如果围垦的消息属实，他们即将面临与全国海岸线上遭遇围海造田的渔民同样的命运，告别海洋成为失水渔民，或者向海洋更深处进发寻找出路。 据本报记者调查，不仅仅是在滦南县沿海的北堡、南堡等几个村庄所处的环渤海地区，沿着山东海岸线，再向南至广东沿海，都正在掀起一轮轰轰烈烈的填海造地运动。 在此背后，不仅是海洋物种锐减和沿海生态恶化，还有围填海新建设用地游离于全国宏观调控体系之外的现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失海渔民，与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根据相关法规获得征地补偿不同，至今，我国并未有统一的失海失滩渔民补偿安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南堡村见闻 站在南堡村海边的大堤上，不远处便是围垦出来的人工岛，无数个“磕头机”正在不停地从地层深处抽油。驱车前往南堡村，吹沙填海已经造就了一大片新土地，公路和大桥也已通车。 用沙袋将一定面积的海面圈起来，然后用泵将圈外海底的沙抽进圈内，伴随着海沙的增加，圈内海水逐渐从圈内被挤出，周而复始，新造的陆地便在圈内形成，这也是吹沙填海的由来。 “吹一块地非常快，几个月就能吹出一大片。”司机告诉本报记者。 在南堡村，100多艘大小渔船已进港停泊。岸上的几处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打造新船。“听说南堡村要全部搬迁，将来这里要建开发区。”司机说。 58岁的南堡村渔民许爱发在自家门口的地上铺了一摊早上刚捞上来的虾米。他说：“我家的渔船不大，出不了远海。而村上其他人家有大船。如果这片海滩全部被围垦，今后还不知怎么生活。” 不过，周边的吹沙造地，已对南堡村渔民带来了一些影响。“渔网很容易就被吸到机器里搅烂了。”南堡村一位村民对本报记者说。“有的时候渔网上还黏着许多油块。”许爱发说。 除此之外，周边油田的开采，不仅海面上的浮油多了起来，人工岛上的人也不时地往海里扔垃圾，去年，滦南县东侧的乐亭县就因为渤海溢油事件，沿海养殖的贝类、海参、虾、鱼大量死亡，养殖户遭受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 而潮间滩涂的蛤类生产却是南堡村和北堡村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不完全统计显示，蛤类收入占北堡村年收入的80%～90%，占南堡村年收入的 30%。 据渤海湾湿地及红腹滨鹬项目执行人杨洪燕介绍，北堡村有300多人，有14公里长、2～3公里宽的沿海滩涂。2011年全村出售食用贝类人均毛收入2万元，纯利1.5万元。当地盛产的饲料蛤可卖给养虾场，每年全村饲料蛤年产量在400多吨，人均毛利约7000元。 尽管目前南堡村和北堡村村民并未接到关于围垦的征求意见，但是他们并不想失去环境已在恶化的滩涂。“我们不希望圈地，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计，对生态也有一定的破坏。”周建兴说，“村里大家伙儿都不愿意被圈地。” 环渤海围海造田热 当南堡村渔民正怀着复杂心情面对着可能被填掉的滩涂时，他们所在的黄渤海区域，如火如荼的围海造田运动仍以“汹涌”势头推进。 杨洪燕告诉本报记者，在渤海湾沿岸有两个主要的大型工业项目，分别是位于渤海湾西部天津市境内的天津滨海新区和位于渤海湾北部河北省唐山境内的曹妃甸新区，两个项目分别开始于1994年和2002年。 为估测天津和唐山境内由于围垦造成的海域，尤其是潮间滩涂减少的面积，杨洪燕等研究人员们使用了跨度36年的卫星照片，这些照片涵盖的年份有 1974年、1984年、1993年、2000年和2002年～2010年。 根据分析结果，1974年至1993年之间，在津唐地区共有总计313平方公里的潮间滩涂被围垦主要用作盐池。在之后的16年(1994 年~2010年)有约4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新区围垦，其中包括218平方公里的潮间滩涂(占1993年两个项目未开工前渤海湾西部和北部潮间滩涂总面积的34%)。 而由于这两个项目围垦工程的加速，78%的滩涂又是在2005年～2010年近5年的时间内被围垦。截至2010年，天津滨海新区共围垦滩涂 108平方公里，曹妃甸新区共围垦滩涂110平方公里。 而根据项目规划，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新区在2020年之前还要围垦更多的潮间滩涂。一个新的大型工业围垦项目也已经在渤海湾西南的沧州滨海新区启动，预计围填该地区至少117平方公里的沿海滩涂。 滦南县则规划建设了近期50平方公里、远景100平方公里的滦南(嘴东)经济开发区，以此作为滦南对接曹妃甸开发的“桥头堡”。曹妃甸港区西港池、河北最大的海鲜美食城项目、滦南(嘴东)经济开发区、曹妃甸县(市)区临港产业园等项目都计划围出大面积的滩涂造地。 据中共滦南县委书记张国栋介绍，按照河北省“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重要增长极”的要求，滦南县“决心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着力实施 ‘融入曹妃甸、服务曹妃甸、打造大基地、建设新滦南’主体战略”。 唐山市市长陈国鹰介绍称，将“着力推进以曹妃甸为龙头的沿海开发开放，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不仅要“加快产业聚集”，还要将“迁安、遵化、滦县、乐亭、滦南尽快建成中等城市，促进玉田、迁西、唐海县城扩容升级”。 生态损失知多少？ “渤海湾内潮间滩涂支持着大量的迁徙水鸟，尤其是？鹬类和鸥类，其中包括东亚-大洋洲迁徙路线上绝大多数北迁中停的红腹滨鹬、弯嘴滨鹬和绝大多数越冬的遗鸥和数量众多的白腰杓鹬。”杨洪燕说。 据科学家们估计，东亚-大洋洲迁徙路线上春季迁徙的所有红腹滨鹬都会在黄海生态区中停留，而其中八成以上只出现在渤海湾，足见这一地区对红腹滨鹬的重要。而一旦湿地被全部围垦，这些候鸟种群可能因此成为濒危物种甚至灭绝。 关于渤海最终将变成“死海”的讨论早已有之，更为关键的是，面临如此生态窘境的并非只有环渤海区域，它也非填海造陆的唯一区域。 今年4月，央视《聚焦三农》节目报道称，广东渔业部门监测，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华南六大渔场就形成不了鱼汛，广东原有70多种珊瑚、30多种名贵鱼类，以及众多海洋物种濒危。 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海洋课题组介绍，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总面积从8241平方公里增至 1338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围填海面积285平方公里。 此前更有媒体报道称，在山东省，去年1月5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其中涉及九大集中集约用海区域，对这些区域初步测算，到2020年，九大核心区填海造地面积将超过420平方公里。 国合会介绍称，新一轮填海造地的特点是从零散围填海作业转向“集中集约用海”名义下的大规模连片填海造地。规模大，填海造陆速度快，主要用于大型化工、钢铁、港口等沿海产业及城镇建设，围填海项目审批缺乏生态环境意识，项目实施的监管不力，现有法规难以全面落实。 统计显示，围填海使我国滨海湿地面积锐减了57%，许多湿地鸟类栖息地和觅食地消失，海洋和滨海湿地碳库功能下降，碳汇功能丧失，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大幅降低。国合会预计，我国围填海所造成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达到每年1888亿元，约相当于目前国家海洋生产总值的6%。 国合会举例称，“2009年渤海围填海确权面积达60多平方公里，实际面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没有了湿地，就像一个人身上没有了肾。”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副首席代表李琳说，海洋对人类的生态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滨海湿地来实现的。 调控为何难阻围填海冲动？ “目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来加强对湿地的保护，而是在一些地方的落实上出了问题。”WWF海洋项目高级官员王松林对本报记者说，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我国海洋功能区划提出，全国11%的近岸海域应建立保护区，到2020年，这些保护区总面积要达到中国领海面积的5%。而目前这一数字不到1%。 此外，国家海洋局还提出，未来，我国35%的海岸线要保持自然状态。但调查的数字显示，像渤海湾地区超过70%的沿海岸线已经被围垦。 2010年，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围填海新建设用地游离于全国宏观调控体系之外，尚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客观上助长了沿海地方政府的围填海冲动，不仅造成了海域资源的浪费，而且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孙志辉认为，只有对围填海实施计划管理，才能真正把住土地宏观调控这一重要“闸门”。 本月2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对外表示，我国将尽快启动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以更有效的方式保护生态。 所谓生态红线，即国家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对各类主体功能区分别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 “对照这些标准，滦南湿地完全符合划入生态红线的标准。”王松林认为，“我国应加快近岸海域保护的力度，而不是加快破坏和侵占的速度。” 国合会海洋课题组建议，在以基于生态系统为原则修编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框架下，充分考虑海洋空间资源的多重用途和生态价值，以及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建立围填海红线制度。 该课题组建议在对近岸海域环境容量、生态安全、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等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划定近岸海域围填海潜力等级，确定海岸带/海洋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和生态安全节点，提出优先保护区域，作为围填海红线，禁止围垦。近期着重对海湾、河口、海岛和浅滩等进行红线制度控制。 如何保护失海渔民？ 伴随着海洋生态的恶化，因围海造田征用滩涂和海洋而带来的失海渔民问题，也日渐凸显。 今年2月，张国栋曾在《服务曹妃甸建设新滦南》一文中披露，曹妃甸港区建设占用滦南适合贝类精养面积1.16万公顷，占用传统渔场面积4.7万公顷，占全县不老渔场面积的一半多。“失海失滩渔民涉及2镇14村1.2万人，给1.5万渔民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张国栋在上文中亦称，滦南县研究制定《滦南县失海渔民生产生活安置补偿办法》和《滦南县失海渔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以积极引导失海渔民转产转业，但本报记者并未查询到前述办法的具体内容。 而相比于失地农民，由于渔民以渔业为生，并不拥有土地，独特的行业性质和生活环境也使得失海渔民经济地位弱于失地农民，而从法律上，失海渔民也面临着更为薄弱的法律处境。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唐山市政协副主席沈谨接受《中国渔业报》采访时指出，由于我国未能出台失海失滩渔民补偿安置相关法律规定，出现了各相关地方政府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各不相同，地区之间差异过大，极易引发失海失滩渔民的上访事件。 除此之外，沈谨亦指出，补偿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以及补偿办法、发放机制与渔民生产生活安置、社会保障的养老、医疗保险结合不紧密，致使失海失滩渔民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最大限度保护，后顾之忧增多。 据《2011年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去年我国渔业人口为2060.69万人，渔业人口中传统渔民730.93万人，比上年减少16.11万人，降低2.16%。 据本报记者了解，去年5月1日，山东省实施《山东省国有渔业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办法》，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也是全国第一部国有渔业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和补偿方面的政府规章。 对于上述山东省所出台的规章，沈谨认为，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具体实施办法的补充，由国家层面出台一部对失海失滩渔民补偿、安置的相关法规是必要和及时的。 而据媒体公开报道，也有一些失海渔民转产未成而重回海洋，但是随着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的恶化，海洋上竞争性捕捞日渐增多，渔民网地争端亦呈现多发态势，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初至当年9月，河北省便发生了7起渔民争夺网地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