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敏感性来自政策层面的信息释放，11月底，李克强副总理在会见世行行长金墉时表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2013年的经济工作，为明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定下了基调，其中也提到了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中国的投资始终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外围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不至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之后，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消费增长点。过去10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突飞猛进，从2000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从4.6亿增加到6.9亿，城镇人口总数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从36%快速上升到51%。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事实上，12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及城镇化时，已经没有单纯以提高城镇化的程度作为目标，在弱化数量指标的同时，转而更注重城镇化的质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也和李克强副总理多次提出的概念——新型城镇化形成呼应。 在李克强副总理的经济思想中，城镇化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比重，李克强副总理近期再次撰文阐述了对城镇化的最新看法：“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努力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我国的城镇化在过去10年快速推进，在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释放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的手法简单粗暴，在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利益，制造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再有就是很多农民转换身份之后，并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所谓的城镇化只是虚有其表。按照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规律，城镇化率在达到70%之后会逐渐稳定下来，而从50%到70%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如果没有合理规划，城镇化的负面效应将会越来越突出。比如巴西和印度等国诞生出大量的贫民窟。对于中国而言，大规模的工业化还将继续带动城镇化率不断上升，而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还将继续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长期看，中国的城镇化已是无法逆转的大趋势。但对于已经跨过50%关口的中国城镇化而言，过去粗放经营的模式已经无法延续，未来的城镇化将进入全新的2.0时代，而这种新模式也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不同以往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将会更加注重农民利益的保护，这一方面是出于维护民生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大量失地农民进城之后不能维持必要的消费能力，将无法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失去了城镇化的意义。 在11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做了修改，主要内容是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据一些业内专家预测，提高额度可能会达到现行标准的10倍以上。我国现在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农民一亩地的最高补偿一般不超过6万元，折合每平方米不足100元，这显然和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相差甚远。如果按照新规提高到10倍以上，意味着农民每亩地可以最高得到60万元的补偿，这将极大地提高失地农民进城之后的生存能力。 大幅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仅意味着保护农民的合理权益，还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全方位冲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低成本城镇化时代的终结，甚至可能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体系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在过去可以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时代，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但随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将会大幅萎缩。从理论上而言，土地成本的提高可以最终转嫁到房屋成本上，但是在房地产调控面前，房价大幅上涨的空间并不大，土地成本的转移并不容易，所以，土地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大幅压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由此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收益萎缩后，将会重新调整思路，转而支持房地产税，通过房地产税来弥补土地收益。 上海和重庆试征房地产税两年时间之后，近期关于房产税扩围的声音再次高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表示将逐步在全国推行房产税。此前房产税难以大规模推进，主要阻力来自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此次修改《土地管理法》，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有可能成为房地产税的一个拐点，在旧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能会顺水推舟，从房产税的反对者转为积极推动者，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可能会迎来深刻变革。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同时还必须提高城镇对农民的承载吸纳能力，首当其冲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大规模的城镇化会对中国的就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以2030年实现70%的城镇化率作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目标，假设203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5亿人，70%的城镇化率意味着10.5亿的城市人口，对应2011年6.9亿的城镇人口，意味着在未来19年内，城镇人口将新增3.6亿，大约年均增加1900万人口。如果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对应着年均1800万左右的就业需求，即使扣除其中部分非就业人口之后，与目前我国城镇年均新增就业人口1100万人左右的水平相比，中间的缺口仍然显而易见。过去10年我国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得以支撑大规模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转移，但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告别了两位数增长，如果吸纳就业的能力不能大幅提高，失业率很可能会大幅上升。 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解决。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城市转移，大多为出口制造业所吸纳，随着外围市场的需求萎缩，出口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将大幅下降，这将倒逼中国经济向服务业转型。大量农民进城之后，在为就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大力发展服务业提供了可能性。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仅有43%，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对于大力发展服务业，城镇化带来的既是压力，也是机遇。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将对农业生产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耕地面积将会不断萎缩，尽管有18亿亩红线的支撑，但是如果将来中国的城镇化率继续大幅上升到70%，耕地面积的减少将是大势所趋。其次，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少。无论是耕地面积的萎缩还是劳动力的减少，都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冲击，这将倒逼我国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通过高科技的农业生产来实现粮食安全保障。近期沪深两市的农业股大幅上涨，除了对即将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的短期炒作之外，按照惯例，每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和扶持农业发展相关，更深层次的因素可能在于市场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