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市场关于明年中央一号文件或聚焦农业经营体制的消息，让A股农业板块整体大涨近5%。连日来，围绕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问题下，农村政策将作何调整备受关注。 随着商业资本密集下乡，“公司+农户”已成为当前各地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之一。不过有学者认为，假如真如市场消息所言，即将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或将改变这一情况。据预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坚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也表示，国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但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土地。 着力避免土地非农化 据透露，中央关于“三农”政策的相关调研工作于年中即已开始。近期，中央层面的会议密集释放出农业政策变化的信号。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拥入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大量进入农村，以土地流转等形式进行农业经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农户”原本是鼓励公司和农户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但往往公司成了这个模式的主导。“公司强势，农户弱势，这使得双方在利益分配上前者占大头，农户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也认为，现在资本下乡某种程度上出现与农民争抢收益的情况，这对农民不公平。而且农业龙头企业拿了国家的补贴，但很多企业下乡不是要搞农业生产，而是拿到农民的土地进行非农经营，这不利于农业发展。他表示，政策若要调整，主要是在农业生产领域限制资本，对于土地流转，政策也应该支持土地在农民组织内部流转。 事实上，针对近年来资本下乡并大规模租种农民土地存在的问题，中央政策精神的基调是不鼓励甚至限制企业租地。韩长赋表示，应避免土地出现过多的非粮化和非农化。“企业应该带动农户发展而不是代替农民生产，应该把种养环节留给农民。” 基调旨在提高组织化 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延续34年之后，个体农户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分散的耕作和经营方式使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运作无法顺利进行。 李昌平认为，在发挥家庭机制作用时，应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从保证粮食安全考虑，土地也不应向资本集中，而是由农民组建共同体，实行集约化经营，“既能保证体系内农民的粮食供应，又能向国家提供粮食，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转型，保证粮食安全。” 目前，各地蓬勃发展的专业合作社就是村民共同体模式之一。自200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60万家，正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在长春陈家店村，村民以土地入股等形式走上合作化的道路，400多户农民成了合作社股东。村主任文业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合作社还与其他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实行浮动制。“如果不实行土地集中的合作社模式，一些公司不会把项目落到这里，另外散户也争取不到这些权利。合作社的优势在于有组织，有对外谈判的能力。” 近期，政策层面不断释放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信号。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张晓山认为，政策是要在家庭经营体制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家庭经营本身的技术、规模都要发展。“十七届三中会会后就已确立合作社、农业企业、养殖大户等多元化、多层次的经营，比如通过合作社办公司，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总之要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与过去集体化、人民公社不同，这是农民自愿加入或退出的组织模式。” 张晓山认为，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也有约4亿人在农村，这决定中国不可能大量出现像美国、澳大利亚那样占地几千公顷的公司农场，让农民都成了农业工人。中国未来的农业还是以农户经营为主。” 安邦咨询的一份报告也分析，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市场、咨询、科技等公共服务，这将是中国政府推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可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