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在养老保险方面，最具争议性的还是“延迟退休年龄”。这涉及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增强公平性”和“保证可持续性”。 2012年6月5日，人社部官员称，“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据网上调查，反对的达九成以上。半个月后，人社部领导表态：“延迟退休政策要非常慎重”，“不会在近期立刻实施”。可到了7月，一个新词“阶梯式退休”，又带出了“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并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实施”的说法。反对声中，到10月20日，媒体报道：“人社部专家称延迟退休只是讨论，十年内不太可能”。但不到一个星期，人社部发言人又祭起了“必然趋势”这件法宝，措辞变成了“稳慎推进”。11月间，由一位外国银行专家出面：提出在2050年把退休年龄延迟到70岁。其实，若回顾一下，“延迟退休”的幽灵，自2004年起，已经反反复复缠绕中国社会长达8年之久。 但是，在民间，反对推迟退休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有位学生找我，说在基层做了200多份问卷，几乎100%的被调查者都反对延退，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公务员。可老师说，是他的调查有问题，问我怎么办？我倒是倾向于这位学生的问卷调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对于延退，民意就是如此。 为什么延迟退休年龄会在中国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是因为其与中国国情不符。主张延退者都拿国际趋势来说话。上个世纪末，发达国家因为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采取了延迟退休的政策。但他们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劳动力短缺。法国央行行长曾说：我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但是社会公众误认为我们是为了减少养老金的支出。 实际上，真正的国际趋势是：实施延退政策的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基本上还是在50-60岁之间。所以说是国际上的“必然趋势”，实在很勉强。发达国家的国情与发展中国家、尤其与中国不同。 首先是阶层结构，一般来说，推迟退休年龄对中产阶层影响较小，而对劳动阶层影响较大。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占60%-70%，劳动阶层只占20%左右。但中国的阶层结构完全是两回事，劳动阶层占60%-70%，中产阶层只占20%多一点。再者，发达国家的工作条件也与中国非常不同，采取6小时工作制，而中国的工作时间可能长达9-10个小时甚至更长。从社会政策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一项政策会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恐怕就不应该作决策。 更关键的是：在当前的国情下，对于中国70%的劳动者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工作到65岁。延退会造成一个男50岁以上、女40岁以上，长达15-25年的“收入困难期”甚至“收入断档期”。何况，延退方案的设计者还谋划着要他们在收入减少甚至中断的情况下继续缴纳保险费。 延退也显然对年轻人就业不利，现在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2000万左右，但新增的工作岗位只有1000-1200万个。其中大概有300-400万个属于“自然更替”。什么叫“自然更替”？主要就是退休。 现在的舆论把人口老龄化妖魔化了。到老龄化高峰时，中国老年人口绝对数能达到4个亿。但是，届时劳动年龄人口的人仍然有7-8个亿。与我们所期望的经济规模相比，劳动力并不缺乏。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高科技、信息化转变，这也就意味着少用人。所以，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始终要大过老龄化。 那么，提出的推迟退休年龄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答案是“养老金缺口”，说白了就是政府财政补贴。媒体上盛传的缺口18.3万亿元，应该是说从2013年到2050年，38年间政府可能对养老保险作出的财政补贴，结果到媒体上就变成2013年养老金缺口18.3万亿元了。 “缺口论”实际上在“保险”的框架内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思路局限在几个人养几个人，以及怎么收，怎么发。但是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按国际通行的社会保障理论，养老保险是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从来都是由雇主(用人单位)、雇员(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共同筹资的。 如果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的问题，公民老年时获得经济保障的决定因素有二：即这个国家或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以及这些财富怎样分配。如果在“保险”的框架内作茧自缚，是找不到出路的。但是，如果站到社会分配的层面上看问题，那前景就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