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13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在各项改革之中，户籍改革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应尽快拿出时间表和路线图。 日前公布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写入其中，并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中国户籍改革的迫切性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蔡昉分析说，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到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尽头”是一个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段。 从中国近邻情况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其“人口红利尽头”在1990年，正是这30年的时间窗口让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的刘易斯拐点约在1970年，其人口红利消失在2013年，也拥有40年的时间。 蔡昉指出，中国劳动人口或从2013年开始减少，若按照“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的判断来推算，中国只有9年的时间。他强调，要延长人口红利，让中国获得更多时间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户籍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 从生产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有重要关系，如果能够让农民工获得户籍，改变其在40岁左右返乡的情况，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消费角度看，农民工现在是城市里的劳动者，但在有后顾之忧以及返乡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成为和城市居民对等的消费者、采用一样的消费模式。如果能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能释放极大的内需潜力。 蔡昉告诉记者，在关注“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第一次写入党代会报告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要求也不容忽视。 他解释说，按照定义，“农民工”和“城镇常驻人口”是几乎相同的概念。但由于农民工没有户籍，他们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低保、保障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此次报告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说明中国户籍改革未来将用“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是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另一方面就是让还没有得到户籍的农民工也尽可能多的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蔡昉说，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基本公共服务真的能全覆盖，“谁还在乎那个户口”。 蔡昉表示，未来，在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中央要拿出时间表，有顶层设计，并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分工。 他以义务教育为例指出，在人口流动较大情况下，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均衡，最好的方式是中央把义务教育财政责任承接下来，而地方政府则应逐渐落实社会保障、低保的相关责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介绍，国务院已作了部署，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比如说农民工在县城所在地半年以上稳定就业的就可以申请落户；在中小城市稳定就业三年以上的，并符合其他条件，也可以申请落户；在大城市落户是要符合特定的条件。 “地方政府也应该划出路线图，比如说要以什么速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户标准如何改善”，蔡昉表示，多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已经不增长，如果没有农民工源源不断的提供劳动力供给，很多地方不可能有现在的增长速度。“我们之前提出说工业化得到积累后要反哺农业，户籍改革也是反哺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