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4.91,0.00,0.00%)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告诉本报记者：“呼吁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提案已经上交。” 傅军称，这一提案的背景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欧债危机的连锁放大效应，2012年以来的国内经济回升乏力，尤其是实体经济在“外需不振、内需不强”的内外挤压下，发展态势明显落后于前几年。 要改变目前的态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好的办法之一莫过于实施结构性减税”。 实体经济须减负 2012年实体企业利润下滑30%～40%，而税收及规费仍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21世纪》：你在两会期间提出了针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减税方案，这一提案的背景是什么？ 傅军：目前实体经济的生态，我想用8个字来概括：内外交困、亟待救援。我这里的“内困”主要是指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在持续攀升。 这个局面的造成，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可逆转性。毕竟，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可能不上调，社保费用不可能不增加。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进入大幅上涨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企业原辅材料成本上升、物流成本拉高、燃料动力成本增加。各种上升的成本，对企业而言就意味着利润空间受挤压，如此反复，出现了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额上升，不少企业进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21世纪》：按你所言，“内困”带有不可逆转性，那么“外困”呢，可以调和吗？ 傅军：任何困难一旦形成“势力”，总带有一定的不可抗性，比如我要说的目前企业的外困，一方面是企业承受的各种税费日益沉重，一方面是企业的融资壁垒越来越高。 我这里有一组有关企业税负的数字：1994年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0.64%，而到2012年则上升至21.32%。这就意味着宏观税负水平已超过40%，这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高了。再看看企业融资，目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包括贷款利息、保证金利息、担保费用、融资顾问费用等等，合计高出银行贷款利率约50%，实际资金成本超过10%，有的地方高达15%-20%。有的中小企业由于抵押物少、规模受限等原因，贷款申请遭拒率高达56%，资金已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 我对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企业生态，一直心存忧虑：2012年实体企业利润下滑30%～40%，而税收及规费仍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一头“税费高”，一头“融资难”，成为2012年困扰中小企业的头号难题。 《21世纪》：“外困”，基本上都是日积月累而成的，解决起来估计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你认为呢？ 傅军：所以，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就这个问题提交了一个专门的提案，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据我现在掌握的数据，中小企业的数量占我国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95%，上缴税收占总额的50%以上，GDP占全国总数的60%以上，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再就业，还安置了1亿-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国外小微企业基本是免税的，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就业，减轻就业压力。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这也是“放水养鱼”。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了，税收总量也会随之扩大。 重复征税比较严重 北京征收的费用有40多种，有的地方多达近百种 《21世纪》：对于这些问题，更多的似乎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求破解之道，你觉得呢？ 傅军：是的，至少有两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一是消除重复征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降低流转税税率，切实考虑企业纳税能力。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重复征税的现象比较普遍，譬如，企业按利润总额缴纳25%的所得税后，税后留成利润转增公司注册资本，自然人股东还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累计税负高达近50%，而且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还未计算在内。房地产企业取得土地时，除了支付高昂的土地使用费，还要缴纳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多达10余种税。此外，各级政府还要向企业征收价格调节基金、水利基金、堤防维护费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北京征收的费用有40多种，有的地方多达近百种。清理和废除重复征税，才能切实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留给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 《21世纪》：你提出的“降低流转税税率”，能否给我们做个通俗的解释？ 傅军：我的意思是说，国家的税收政策应当考虑企业的纳税能力，盈利多的多纳税，盈利少的少纳税，没有盈利的不纳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属于流转税，以货物和劳务流转额为计税基础，不考虑企业是否盈利，即使企业亏损，也要照章纳税。而且，流转税还是我国最大的税收来源，2011年占到税收总额的54.87%，2012年也占到53.99%，而美国只有16%，日本约18.6%，欧盟也只有30%左右。 目前的营改增试点效果不明显，有的甚至增加了税负。我建议降低流转税税率，增值税基本税率降至10%左右。微利企业和亏损企业应当少量征收或取消增值税。 《21世纪》：你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正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呼应。这个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专项建议，假如政策得以落实，对政策效果如何追踪、评判？ 傅军：假如政策落地，对企业的发展壮大、对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将直接起到推动作用。因为这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本身，就带有一种引导性和激励性。 如果对自主创新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实行更低的税率，如减半征收或者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那将极大的支持企业自主研发的热情，提高创新能力。如果对科技成果孵化期的企业应实行税收减免，将支持创业型企业成长壮大，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