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初即出现通胀抬头的趋势，许多分析认为今年物价走向不太令人乐观，货币政策宽松空间并无想象之大。面对通胀的中长期趋势，央行如何确立政策抉择？经济运行的现实风险考验着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及松紧拿捏程度，从总体部署来看，新近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明确释放出了今年货币信贷投放将有所增加的信号，学界预计2013年新增贷款将达到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券净发行量进一步扩大至2.1万亿元，以确保实现所谓稳增长目标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央行逆回购规模最近持续缩量。逆回购这种短期性调节工具因其调节体量较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够太直接，未来央行会否通过降准或降息方式，来替代逆回购的频繁操作？由于这一政策或更加直接地影响到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未来央行货币政策思路发生细微变化是否更多取决于物价和宏观经济走向？物价会否成货币政策最大变数？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2.97,0.02,0.68%)业研究中心主任、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郭田勇[微博]教授新近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就货币政策调控而言，今年还应尽量降低M2增速。十八大报告中称，“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对于这一目标而言，目前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年M2增长速度过快。长期来看，无论对我国房地产还是通胀都构成很大压力。 货币政策 稳健中增加灵活性 《华夏时报》：最近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对今年货币政策虽然定调为“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也强调“合理运用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从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通胀有所抬头，那么，对于看似中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我们应如何理解？ 郭田勇：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总量调控政策，关键是要保持货币供给的稳定，保持社会经济、金融的整体稳定，过于宽松容易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以致出现经济动荡；过于紧缩则会导致实体经济失血。从2012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情况来看，货币供给基本处于比较适中的状态，在较好地抑制了通胀的同时保证了银行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13年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合乎逻辑的。从国际情况来看依然错综复杂，美国的经济形势的确有好转的迹象，但是欧债危机仍然前途未卜，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无论是美国的QE4,还是日本的QEX，国外现在是QE无底限的状态，我国今年潜在输入性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较大。因此，对今年的经济形势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保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的稳增长制定了“质量”和“效益”指标，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今年的货币政策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在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的同时做好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协同，为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到深度转型期的调整做支撑。 政策基调 不宜出现明显放松 《华夏时报》：推进新型城镇化、换届之年大干快上的换届效应等，或将导致今年出现新一轮投资过热，令通胀加重，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对此加以防范吗？ 郭田勇：前段时间某机构预测今年经济增速达到9.3%，这有点雷人。当然，如果盲目采取投资拉动的方式，中国经济增速达到10%也是有可能的。但我们都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速由外生变量变成内生变量，政府用“看得见的手”调控增速，增速低一点就多投一些项目来拉高。我们所希望的是真正实现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即政府不要去主导大批量的投资项目，要依靠民间资本，依靠市场消费自发形成经济增长。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外生变量完全变成内生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多少？考量经济增速应该以此为基础。如果说我们现在完全做到转型，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偏低，政府有一些刺激拉动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要避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从货币政策来讲，要继续保持目前稳健的基调，也是要给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创造一个适度的、稳健的货币环境。不能多了，多了国际通胀可能会倒灌。仅就国内而言，我也有一个担心，担心政府换届之年，本身投资冲动比较强，新一拨人上来了，想干点事儿，而使得“城镇化”目标演化成为今年新一轮投资过热的口号。由此来看，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应保持较为适度和稳健的基本面。 国外现在是QE无底限的状态，美国一直从QE1到QE4，日本甚至搞了一个QEX，可能在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看来，他们认为只要是价格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没有出现明显通胀，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一直QE下去。这样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今年就存在输入性的通胀因素，包括国际资本重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流动带来资产价格泡沫，有这方面的压力。 比如，去年9月份人民币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贬值走势，境内资本向外流。美国QE3出来以后，形势马上被反转，人民币重拾升势。所以，综合来看今年的情况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从货币基调来看，不宜出现明显放松。 调控或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你最近说，2013年央行将会有一到两次降准，这将使资金链有所松动，上半年还可能会有一次降息，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此外，央行逆回购规模最近持续缩量，未来央行会否通过降准或降息方式，来替代逆回购的频繁操作？ 郭田勇：我同意货币政策总体基调应当稳健的说法，但货币政策也不应过于僵化和教条。货币政策无非要盯住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变化趋势。我们看到，当前社会资金成本正往下走。由此来看，银行存贷款利率，也有往下走的空间。 货币政策侧重总量调节，应继续保持货币供给的平稳，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营造稳健适度的货币环境。如何进行降息、降准或者是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的拿捏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随机决定，但是数量型工具比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央行将会根据金融体系和全社会的资金流动性情况进行政策的灵活搭配和有效调节，在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社会融资规模。 大规模的逆回购集中到期将导致市场流动性趋紧，理论上看，央行对冲此影响可以选择继续开展逆回购操作和下调存准率两大政策，逆回购和下调存准率具有相互替代性。但是以逆回购为代表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本身市场化程度更高，操作连续性和平稳性更好，能使货币市场规模变得更大，价格更具敏感性，有利于引导和保持货币市场利率更加均衡，为未来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同时此方式调控流动性的成本相对低一点，政策放松的宣示效应相对小一些，因此综合来看，央行更倾向于继续以公开市场工具为主，以存准率调控为辅。 货币供应量增速 应有所放缓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若货币政策宽松，则房价必然上涨，货币政策收紧，则房价下跌。目前楼市泡沫未破裂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令货币政策一直处于宽松状态。你怎么看？ 郭田勇：由于我国政府投资效率低占用货币量大，多年大量的贸易顺差迫使央行通过大量收购来控制汇率大幅升值，以及银行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都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长期来看，过快的M2增速对我国房地产泡沫和通胀构成很大压力，M2增长过快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尽量降低M2增速。我国现在多重融资方式都在发展，银行信贷比例在不断降低，未来需要让M2增速适当放缓，这样对宏观经济形成通胀、形成泡沫的压力就会降低，才可能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目标。 此外，房地产调控要以结构性、针对性或差异性的调控政策为主，不能形成房地产调控政策完全绑架货币政策的局面，要为货币政策调控释放空间。对于短期资本冲击的应对主要是不能让其形成同向的一致性预期。因此，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防止经济本身出现明显漏洞，从而给各类投机资本提供较大的可乘空间。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有央行官员前不久表示，通胀是当前宏观经济最大风险，控制通胀是当前宏观调控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认为要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宜冷不宜热。你怎么看？ 郭田勇：就货币政策调控而言，我认为今年还应尽量降低M2增速。十八大报告中称，“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对于这一目标而言，目前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年M2增长速度过快。长期来看，无论对我国房地产还是通胀都构成很大压力。 基于此，我认为应该进一步鼓励包括债市、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等多种融资方式发展，这样才能有效降低M2增速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当然，对风险我们要有一些前瞻性的分析。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太大，比如银行理财整体资金运用所产生的收益是完全能够覆盖成本的；但也不能忽视一些潜在风险，比如说债市现在发展速度非常快，一旦出现企业违约等问题，可能会有地方政府干预不让违约的情况发生，用遮盖风险的方式来发展债市，反而会使得风险积累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发展多种融资方式的时候，不能忽视风险，同时要对风险有一个合理评价，这样才能使金融体系更加富有弹性和竞争力，从而实现“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目标。 推进利率市场化 须加快步伐 《华夏时报》：从目前投资和消费预期以及宏观经济复苏态势来看，货币政策改革层面我们将可看到怎样的姿态？ 郭田勇：今年的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目前稳健的基调也是要给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创造一个适度的、稳健的货币环境。影响国内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的因素包括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外生因素是非可控的，所以改革就成为国内经济包括货币政策的关键，考虑到内外的双重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目标定得低一点可以为我们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腾挪出更大的空间。 利率是一种资金价格，应该由商业银行和市场中各投融资主体自己决定，而央行却利用升降息的方式调控货币政策，这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因此，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成为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利率市场化包括汇率市场化，在2013年应会进一步向前推进。非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的激烈竞争是非价格竞争，只有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才会真正重视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向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转变，这也是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完善的必要途径。当然，利率市场化需要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 《华夏时报》：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今年金融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可能是什么？ 郭田勇：我认为中国未来深化政府职能管理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在银行调研时我曾问过银行方面，你投资政府平台，假如政府财政没有担保，完全把这个项目给一家民营企业来做，跟政府没关系了，银行是否还愿意放这个贷款？银行方面的回答是否定的。所以说，正是因为政府跟这些商业项目剪不断理还乱的“脐带”关系，银行才投放了大量的贷款。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银监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风险控制更为严格。但是，去年地方债发行了8000多亿元，感觉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把风险从银行通过债券市场朝资本市场进行转嫁。 因此，从投资角度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接力棒”从政府交给民间资本和企业的手里。只要能够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项目，政府就不要大包大揽，都通过招拍挂或者招投标的方式交给民间资本来做，让他们真正成为投资的主体。 金融方面的改革重点还是应该推动利率市场化，降低金融行业进入的门槛，只有利率市场化才能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有人说现在银行竞争非常激烈，难道不是真正的银行吗？我认为，非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虽然竞争激烈，但是这种竞争是非价格竞争，银行干的是一种“体力活”而不是“技术活”。只有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才会真正重视产品定价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向现代商业银行去转变。 但利率市场化不能一蹴而就，要通过建立保险制度，防范一些系统性风险措施来提供保障。 金融风险 及时释放才不会累积 《华夏时报》：现在许多人担忧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越来越受到外部冲击，特别是影子银行问题，被认为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大多都出自影子银行，他们不受监管。你怎么看？ 郭田勇：目前除银行间接融资方式外，其他各类融资方式风起云涌，特别是信托、基金、私募和第三方理财机构，它们构成了整个财富管理市场，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在过去，包括监管机构等管理层，对于银行业的监管比较得心应手，比如有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巴塞尔Ⅲ等等这一套东西。但对于影子银行的规律，一方面认识不清，监管上难以很完善；另一方面，影子银行发展速度非常快，对其风险的担忧不断加重，所以，本次央行工作会议就突出强调了所谓把握系统风险的底线。对这个风险究竟如何防范？ 首先当然是对影子银行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高监管能力。这其中应特别强调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因为很多金融产品都是跨市场、跨机构的产品，比如银信合作、银证合作、证信合作等。这些产品要有统一的游戏规则，也要有一套成熟的监管方式。 其次，除银行业需继续深化改革之外，十二五规划要求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因此应该进一步鼓励包括债市、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等多种融资方式的发展，一定要强调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这在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M2增速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整个金融系统更有活力、更具竞争性，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 第三，发展影子银行、发展资本市场，一方面不应害怕风险，不能依靠不违约的方式吸引资金做大市场规模。单个风险并不可怕，只要整体资金运用产生的收益可以完全覆盖成本就没有问题，风险要能够及时释放才不会积压；另一方面要防止大面积违约，防止风险的大量累积而形成系统性风险。能够合理评价风险才能使金融体系更有弹性和竞争力，这才是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壮大资本市场规模的关键。此外，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的真正完善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第四，发展多种融资方式还需要监管机构的协调与配合，各类监管机构一定要对发行产品和财富管理的机构制定监管标准，以避免基于监管差异的政策套利、监管套利成为金融创新的主流。未来加强监管机构的设定与协调、合作是保持金融业各个业态能够健康和谐的发展，能够提高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需要一个大步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