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自2001年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中俄两国关系一直呈现稳步向前的良好态势。2012年12月20日，俄总统普京在年终记者招待会上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这无法掩饰多年来中俄关系“政热经冷”的尴尬。这两个能源进出口结构上最具互补性的大国，2012年贸易额才刚刚突破900亿美元，不足中美贸易额的五分之一。 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承认，中俄两国在相互投资方面并不那么理想，尽管投资额有所上升，但还不符合两国的潜力。 重欧轻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俄疆域横跨欧亚，但传统上是个欧洲国家，政经重心均在欧洲。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是人烟稀少、经济滞后的苦寒之地。 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罗斯展现出强烈的“东进”态势。除普京等高层不断表态外，诸多事实也在证实这一判断。如，俄罗斯政府5月成立了“远东地区部”；9月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被放在远东的海参崴召开，俄为此花费200亿美元；东西伯利亚-太平洋(5.46,0.21,4.00%)输油管道12月正式全线开通…… 多年逡巡不前的中俄能源谈判，似乎重现转机。东西两条对华供气管道，尽管气价分歧依然巨大，但在“上下游一体化、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思路下，俨然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中国的煤炭央企，也进入了俄罗斯上游开采领域。电力跨境交易、核能领域合作，亦在稳步推进。 一些中国学者、官员认为，俄罗斯此次“东进”，是“玩真的”。西欧能源市场的颓废，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冲击，迫使俄必须尽快实现出口多元化。和中国努力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一样，俄亦存在相反的能源安全问题。 但亦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历来是玩弄地缘政治和能源外交的高手，此举依然是在欧亚之间搞对敲，“声东击西”。“我都不大想听这件事了。”中国资深石油专家张抗说。 更多的业界人士对俄“东进”表示“谨慎乐观”。中国社科院教授、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称，俄罗斯出口战略东移、转向亚太地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思考。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盲目乐观不必要，悲观同样不必要。 “中俄互为主要能源伙伴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但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说。他认为，具体的商业谈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做。 政热经冷 中俄在煤炭、电力、核建方面的合作是有一些进展，但它们的重要性、战略性不能跟油气相比 中俄能源合作，貌似正步入新节点。 “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正在东移。”2012年12月3日，来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的俄联邦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格拉乔夫公开称。 几天后，在莫斯科进行的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九次会晤中，中俄宣布签署了四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俄煤炭领域合作路线图》、《中国国家电网[微博]与俄罗斯东方能源公司关于2013年电力电量电价协议》等。 中方谈判代表强调，此次中俄能源合作是“全方位”的，在油气、核电、电力、煤炭、能效、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获得进展。 12月25日，耗时七年的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线全部投入运营，年供应量可扩大至3000万－4000万吨。该工程旨在向全球增长最快的亚太市场供给能源。其“斯科沃罗季诺-漠河”支线，已于2011年元旦起向中国每年供应1500万吨原油。 一些俄媒体称，“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线的意义，堪比沙皇时代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 12月27日，中俄合作建设的江苏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正式开工，3号、4号两台机组的单台功率为110万千瓦，采用俄设计制造的VVER－1000型三代核电反应堆。俄驻华大使拉佐夫称，田湾核电站的整个空间可容纳800万千瓦装机量。 2012年的最后一天，俄新社发表文章，题为《专家总结2012年俄中关系：“政热经冷”已成历史》。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亦有人对此表示质疑。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学者刘旭告诉《财经》记者，第九次中俄能源谈判没有什么突破，更大意义上是一次例行谈判，在规定好的时间谈一下。中国一直比较主动，但俄始终都不主动。 此次神华和中煤进入俄罗斯煤炭开采领域，被认为“最具突破性”。但煤炭在俄罗斯属于次要的非战略资源。对于年产量超过37亿吨的煤炭大国中国，境外的一两千万吨煤炭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中国最急需的是油气，而非煤炭。” “两国在煤炭、电力、核建方面的合作是有一些进展，但它们的重要性、战略性不能跟油气相比，而且这个量也不是太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夏义善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成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2012年没有实质性突破，距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要求还有距离。” 俄方同意从中国市场需求出发，优先推进中俄天然气东线(通向中国东北地区)管道合作，积极研究西线(通向中国新疆地区)“上下游一体化”合作。但已逾6年的谈判，仍未就最核心的价格问题达成一致。 包括中日韩朝蒙的整个东北亚，都是油气资源需求国。在这个地区，有能力、动辄上千万吨出口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刘旭认为，“俄罗斯完全没必要为向中俄能源谈判而焦虑。它只要把油气放到远东出海港，就不愁卖不出去。” 这一判断，在2012年12月28日中国石油(9.03,0.12,1.35%)大学、中华能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能源政治论坛”上，展现得尤为明显。 两天的论坛上，中方多位发言者热情洋溢地赞扬中俄能源合作，并积极渲染进一步合作的必要性；但俄方发言人则更多强调其自身经济发展的诉求。其中一尴尬场景是，中方主持人热情铺陈了近10分钟，而一俄方发言者却以不到一分钟的发言应对。 这多少有些“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感觉。一位与会的日本冲绳大学教授对《财经》记者评价称：“俄方比较理性，中方过于急迫。” “无为而治。”谈起历时多年的中俄能源合作，俄罗斯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副司长萨瓦·米意蕴深远地引用了老子的名言。 博弈“东进” “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只能在危机时期解决，而不能在平常状态下促成” 去年，“亚太”这个词十分火热。 2012年1月，美国公布了酝酿七年之久的新军事战略报告。根据报告，美国欲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却唯独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被解释为美国“重返亚太”。 2012年5月，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其提出的俄“融入欧洲、欧亚联盟、东进亚太”三大战略开始强力推动，能源领域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也纷纷出炉。 2012年5月，俄罗斯政府新设立了“远东发展部”，普京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伊沙耶夫，兼任该部部长。伊沙耶夫称，俄的目标是“使远东成为俄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心”。 2012年9月上旬，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举行。为此，俄罗斯砸进约200亿美元巨资，把这座仅60万人口的城市装扮一新，并修建了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俄罗斯学术圈甚至提出，要“迁都海参崴”。 “此时此刻，全球经济版图在发生变化。”普京在APEC的演讲中称：“我们本可把会址选在俄联邦的任何地方，譬如莫斯科、圣彼得堡或是乌拉尔的叶卡捷琳堡，但最终我们决定在这里举办，正是想为该地区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与中国及亚太国家建立能源方面的新关系，以保障能源安全，而中国将成为其主要目标。 但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震称，俄罗斯能源的核心利益还是在欧洲。所谓“东进”，是要先保住欧洲，“为了将来更加平衡，在增量上的东进”。 2012年，俄罗斯累计开采天然气6550亿立方米，开采原油5.18亿吨。俄一次能源产量占到全球的11.5%左右，其中一半出口到欧洲。欧洲也是俄罗斯煤炭和核燃料出口的主要市场。 长期以来，油气财富占到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一半和GDP的20%。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俄罗斯一直抱怨中国对其出口的管道天然气报价过低，希望其价格与欧洲看齐、与原油价格挂钩。这亦是造成中俄天然气管道谈判多年无果的核心原因。 然而，这一过重依赖欧洲市场的局面，正在被悄然打破。 在APEC海参崴峰会召开前的2012年9月4日，欧盟宣布开始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下称俄气)进行反垄断调查，内容包括俄气在欧洲天然气市场和定价等方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欧盟委员会认为，俄气涉嫌割裂天然气市场，妨碍欧盟成员国天然气的自由供应；涉嫌阻碍天然气供应的多样化；还涉嫌制定不公平的天然气价格，将其与油价挂钩。 欧盟的调查集中在俄气在中东欧八个国家的经营是否形成垄断。该八国为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其中，俄气是保加利亚唯一的天然气供应商，为波兰和匈牙利提供80%以上的天然气需求，为捷克提供70%以上的需求。 如果俄气被确认违反了欧盟竞争规则，俄气或将面临约百亿欧元的罚款。 对此，俄罗斯反应强烈。俄气是俄罗斯的最大纳税人，亦是普京“能源外交”的重要载体。其占据俄70%以上天然气产量，同时拥有俄全部天然气管道。其虽是上市公司，但高度集中于俄政府的股权结构，令其经营行为政府色彩强烈。根据俄法律，其是俄唯一得到国家授权的天然气出口商，垄断地位合法。 在APEC峰会上，普京回应称，“欧洲领导人正在能源问题上玩政治游戏。”2012年9月11日，俄气声称坚决不会废除天然气价格与油价挂钩的合同，并称“可能会加速推进将天然气出售到亚洲的计划”。 2012年10月23日，在俄罗斯能源委员会上，普京要求业界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战略，“当前形势下应将眼光转向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韩国和印度。” 这不免让人想起2006年的“俄乌斗气”。彼时，欧洲诸国迟迟不愿与俄罗斯续签天然气进口协议，普京的策划亦是“东进”，立即飞到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修建两条年输气量超过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管道协议。待欧洲做出妥协后，这两条管道搁置至今。 王海运认为，俄罗斯这次“东进”并非幌子，而是动真格的。“俄罗斯把能源市场发展重心放到亚洲来短期内实现不了，但部分向亚洲转移是必然的。” 此轮金融危机前，对俄而言，远东总是一个“备胎”。但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欧洲经济哀鸿一片，而东方的中国则依然实现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的趋势极为明显。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250亿美元贷款，换来未来20年内每年从俄进口1500万吨石油，开创中俄“贷款换能源”的先例。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称，“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只能在危机时期解决，而不能在平常状态下促成。”此番俄罗斯“东进”，似乎又证明了邢广程的观点。 2009年时，俄气再次因为气价争端，切断了管道过境国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整个欧洲冻得瑟瑟发抖。忍无可忍的欧盟开始了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探索，譬如启动“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修建纳布科管道、发展新能源等。 俄气的应对，是修建绕开过境国、沿海底敷设直达德国的“北溪”和直达意大利的“南溪”管道。但俄气没有预料的一个变量，是北美的“页岩气革命”。 中海油集团提供的一篇内部分析文章称，早在2005年至2006年，业界对美国本土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形势判断，导致了美国建设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热潮，直接推动了2005年至2008年世界LNG卖方市场的形成。 2008年以来，美国页岩气大规模生产导致本土天然气供应十分充足，价格大降，原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LNG转而供应世界短期和现货市场，大批美国LNG接收站闲置。目前，这些LNG接收站纷纷申请和获批改造为LNG出口项目，总产能为1亿－1.1亿吨，相当于2011年全球LNG贸易总量的40%。 2012年12月，英国能源与气候大臣戴维“解禁”页岩气开采的水力压裂技术。预计该举措将新创3.5万个就业岗位，并满足英国10%的天然气需求。 资料显示，经过初步钻探，波兰页岩气可采储量高达5.3万亿立方米，被认为是欧洲最有前途的资源国。一旦量产，将成为俄气强劲的竞争对手。 目前，进口LNG已经占到欧盟27国天然气需求的四分之一，且可能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和美国都乐于看到俄气这柄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大棒”作用被削弱，这将导致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改变。 虽然俄气一直声称“页岩气革命并不值得担心”，但近两年，其和油价挂钩的气价已经发生松动，出口德国、波兰等国的气价频频打折。俄气称，2012年的折扣额达到40亿美元。 中国社科院教授、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称，俄罗斯出口战略东移、转向亚太地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思考”。但同时，俄罗斯仍在欧洲精耕细作。 2012年10月8日，俄气一边和欧盟打嘴仗，一边开通了“北溪”管道二线，这使该管道的运输能力达到了每年550亿立方米；12月7日，“南溪”天然气管道海底部分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普京“平衡术” 在欧亚诸国、亚太诸国间“对敲”，实现能源利益最大化，正是普京最拿手的能源外交术 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国际能源政治论坛”上，有两个“不是问题”引起热议。 第一句是国开行一高管称，“中国市场对俄罗斯能源、俄罗斯资源有持续需求，需求是持久的，需求是有支付保障的，资金不是问题”。 第二句来自俄罗斯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副司长萨瓦·米先生，其称，“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俄罗斯完全能够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供应不是问题。” 最后主持人感慨：供应不是问题，商品不是问题，需求不是问题，支付货币不是问题，那什么是问题？ 夏义善则反问：为什么中俄两国在油气谈判方面创造了世界能源谈判史的纪录？谈了将近20年了！ 一位中国社科院教授告诉《财经》记者，虽然普京在去年的总统竞选中声称“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而稳定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而成功的俄罗斯”。但在俄罗斯国内，“中国威胁论”“黄祸”的说法，依然很有市场。 “你可以回顾这么多年的中俄能源合作，你会发现，俄罗斯其实是时时、事事提防着中国崛起。否则，很难解释各种怪现象。”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马蔚云教授总结说，影响中俄能源合作的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对外国投资俄罗斯油气田的限制比较严格；俄罗斯国内有人害怕当中国的“原材料附庸”，这种心理不利于中俄能源合作；价格影响中俄能源合作；俄罗斯运输能力不足制约中俄石油贸易的增长；俄罗斯国内有人认为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被高估，影响中俄天然气合作。 王海运则认为，“能源资源附庸论”是个伪命题，但它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能源资源贸易，说到底一定是互补互利的贸易。中俄双方的合作，和中国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中国付钱，俄罗斯付油气，谈不上谁是谁的附庸。” 一位中国石油大学教授认为，中国过去是穷国、弱国，苏联是“老大哥”，但现在中国崛起后，一部分俄罗斯人心态失衡。“给欧洲富国供应资源不是资源附庸，怎么给中国供应资源就是？” 但亦有大批学者称，这正是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政策在起作用，不能单纯用“中国威胁论”解释。 中俄能源合作，可以追溯至1996年叶利钦访华时签署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定》，至今已有17年。 在上世纪，中俄能源合作以贸易形式为主。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油气产量急剧下滑，急需通过发展中俄能源合作，特别是通过修建油气管道向中国输油，解决财政困难。彼时，中国油气需求有限，对中东以外的能源贸易重视不足。 进入本世纪，受原油对外依赖度不断攀升所困，可以绕过“马六甲瓶颈”的俄罗斯、中亚、缅甸均受到中国重视；并且，中国政府改变单一石油贸易做法，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争取份额油。 中国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中俄能源合作，尤其是油气管道的建设。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合作意愿却开始降温。 2000年，中俄双方达成协议，合作修建从伊尔库茨克州到大庆的石油管道(“安大线”)。协议规定“管道于2005年铺设完成，每年由俄方向中方输送原油2000万吨，而后逐步增加到3000万吨”。 2001年，中俄两国总理会晤时，正式签署协议，规定“中国为俄远东输油管道原油唯一接收国”。2002年12月普京访华，中俄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已达成协议的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按期实施。” 2003年9月，中俄总理会晤，俄方再次承诺“将履行承诺，信守协议，一定完成两国输油管道建设”。在管道未建成前，俄将通过铁路每年向中国运送450万－550万吨原油，但此承诺并未兑现。 2004年，在俄方要求下，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公司(下称“俄油”)一次性贷款60亿美元，用于收购被俄政府强行拍卖的尤甘斯克公司(尤科斯公司的子公司)。作为交换，俄油答应从2004年至2010年内向中国提供4840万吨原油。但俄油认为油价一直在攀升，俄方吃了亏，无法按合同如数供应原油。 同时，普京打击俄罗斯石油寡头，导致“安大线”的主要推手尤科斯公司“被破产”，该项目也就被搁置。 2003年6月，日本政府向俄政府提出，“全部接收油管的原油，出资开发东西伯利亚新油田以及加大对俄远东投资等。”于是，俄称“因环保原因”决定取消安大线，改建为由安加尔斯克至俄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即“安纳线”)。但因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未能如愿，日本拒绝兑现优惠条件，俄遂又搁置了安纳线。 普京的俄罗斯能源内政、外交政策日益成型，对已私有化的油气资源重新国有化，对外资进入俄罗斯油气领域采取严苛限制。2002年底，中石油被迫退出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的竞标。 2006年，中国迎来“俄罗斯年”。中石油与俄气签署天然气供应备忘录，俄方同意从东、西两条线路向中国每年供应680亿立方米天然气。但此后，天然气具体线路及气价从未能取得一致，直至2012年12月的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九次会晤，才有微弱进展。 2009年，金融危机重创俄罗斯。俄罗斯紧急出台了《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提出能源出口市场多元化，不再紧盯欧洲市场，制定“东进”战略。其计划到2030年，亚太地区在俄罗斯能源出口的比重从3%提升至26%左右。 2012年6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普京的文章《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新天地》。文中称，“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对话具有战略意义。我们的合作项目切实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整个格局。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提高了能源供应来源的可靠性和多样性；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向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开创了新的出口销路。”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刘旭称，西西伯利亚是俄罗斯传统的油气生产区域，其油气产量均已出现递减趋势；而前往北极圈寻求发展，显然不如开发东西伯利亚更具可行性。所以俄罗斯提出“东进”战略，目的是寻找新的油气产区。 王海运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稳定可靠的能源大买家。日韩需求量虽也不小，但市场增量有限。中国对俄罗斯东部开发非常重要，是福不是祸。 2012年12月25日，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ESPO)二期工程竣工。这条被称为“为亚洲而建的管道”全长4200公里，历时六年建成，预计2015年可达年输3000万吨的能力。 外媒分析称，俄罗斯希望将由ESPO运输的石油价格作为亚太地区的基准价格，借此同美国的WTI等价格竞争。 这对欧盟并非好消息。有资料称，2013年一季度的输油计划显示，俄罗斯将对欧洲市场减供石油，尤其对波罗的海的Ust-Luga港减幅最大，供油量将减少20%。 这意味着，俄罗斯可凭借ESPO，不用提升原油产量，仅凭调整欧亚之间的输送量，就可实现对两大市场的干预。为避免涨价，欧洲一些买家已试图同俄油签订长期合同。 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称：“现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整个石油管道系统已经建成。如今从科济米诺湾出口的石油，35%将供应美国市场，28%将给中国，30%将给日本，还将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 刘旭指出，“油气仍是卖方市场，俄罗斯作为资源国并不着急；而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谁更有优势却很难讲，俄罗斯更多地在地缘政治上搞平衡，让几国一起来竞争它的油气。” 在欧亚诸国、亚太诸国间“对敲”，实现能源利益最大化，正是普京最拿手的能源外交术。 中国必须意识到，俄罗斯虽大踏步“东进亚太”，但“亚太”并不单指能源饥渴的中国。 对于此中关系，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称：卖家不可能以一个亏本的价格卖天然气，但买家也不可能在具备其他天然气来源时，以天价购买天然气。 日本福岛核泄漏后，俄罗斯增加了对日本的液化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出口。同时，俄日双方成立了油气领域合作工作组，协商在海参崴合资建设LNG生产厂，以及在鄂霍茨克大陆架共同开展地质勘探。 2011年9月，韩国与俄罗斯签订管道输气项目路线图，计划从2013年开始建设输气管道，2017年实现向韩国供应天然气。 采访中，诸多学者提及，对规划中通往中国的两条输气管线，俄罗斯明显地对西线有兴趣。张抗认为，这是因为西线气源来自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因为输往欧洲的气卖不出去，所以愿意给我们”。 行业术语是：中俄西线输气管线，为俄气带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套利机会。 中石油中俄合作项目部勘探开发处项目部经理陈毅华介绍称，“萨哈林的天然气都液化成LNG卖给了日本，而远东地区其他气源还未开发出来，所以东线不大可能。现在我们看好的是西线，这条可能性比较大。” 但张抗认为，这条线路只对俄罗斯有利，对中国无利。“我们要把西西伯利亚的气，从阿尔泰山引进中国，再穿过整个中国运到东南部，世界上也没见过建那么长的管线。” “我们已经从土库曼斯坦勘探开发了气田，也已建成了管线(西气东输二线)，价格还比较便宜。从阿尔泰送天然气，明摆着没必要性。” 从商业层面讲，中国国内天然气价格改革尚未完成，面对俄方400美元/千立方米的要价，中方的承受能力远不及日本。后者作为全球最大的LNG进口国，给出的价格也为全球最高，分别约为美国的3.67倍及欧洲的1.5倍。 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在《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一书中写道：“俄罗斯运用经典的帝国主义方式——分而治之，即将同一块胡萝卜抛给中国和日本、德国和英国，对将来的能源运输管道终点站故意含糊其辞，不奖励也不惩罚，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妥协与让步的程度。” 但这种策略，亦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中俄天然气管道久拖不决下，中国迅速和土库曼斯坦敲定了西气东输二线。油气管线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建成，其强大的锁定效应，将阻挡任何竞争者的加入。 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能源问题研究专家马修·赫尔伯特撰文称，普京应调整俄罗斯能源政策，“对于东西伯利亚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俄应该将中国和欧洲视为主要合作伙伴，并尽早与中国在该地区展开合作。时间拖得越久，对俄越不利，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俄罗斯会彻底败给中亚”。 商业的归商业 在中俄能源合作上，双方政府都不应赋予其过多的政治意义，应让合作回归商业 在APEC海参崴峰会前夕，俄罗斯《权力》周刊发表了《找准自己的位置》一文。文中称，找不准自身在亚洲的定位，这将对俄罗斯造成严重后果。 文中写道，“俄罗斯作为亚洲原料基地的地位，不仅可由中东、中亚和非洲的国家来填补，也能由澳大利亚这种发达国家来承担。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俄罗斯走这条路。必须抛弃自负傲慢，认识到做亚洲的原料附庸并不比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差。” 这种观点对俄罗斯高层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 对于弥漫在业界的中俄天然气谈判乐观氛围，王海运认为，中俄天然气合作整体难言乐观，在一两年内恐难有实质性进展。“上下游一体化合作意味着中方下游向俄方开放，俄方的上游要向中方开放，整个开放里面有多个环节，利益如何划分，机制如何建立，需要多少次的谈判来解决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平衡问题，相当不容易。” 在中俄第九轮能源谈判中，中方采取了迂回战略，在天然气合作推进艰难的情况下，先通过煤炭、电力贸易与核电领域的合作，在整体上巩固了能源合作关系。 中化国际(5.87,0.15,2.62%)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原总经理、曾任中俄石油合作项目谈判中方首席代表的曾兴球亦认为，“能源领域的全面合作是此次谈判获得的实质性突破”，从而进一步将天然气合作推向一个关键转折点。 “除非中方急迫地根据政治需要作出让步，否则没有经济基础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是不可靠的。”王海运主张，在中俄能源合作中，“具体的商业谈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做”。 其他多位中俄能源问题专家也向《财经》记者表示，在中俄能源合作上，双方政府都不应赋予其过多的政治意义，应让合作回归商业。 “无为而治，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俄罗斯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副司长萨瓦·米如是形容中俄能源合作。发言中，他多次强调企业层面的推动和对商业规律的尊重。 “剩下的问题就在我们企业身上，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大环境，如何把握住这种大局，在大环境下推动自己企业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华信石油一位高管称。 刘旭则建议，中国官方和企业要多学习日本企业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方式。 “日俄能源合作一直走在中国的前面。”刘旭告诉《财经》记者，日本对俄罗斯的能源战略非常清晰，“长期主动跟随国际石油公司开发俄罗斯市场。”譬如埃克森美孚作业的俄罗斯萨哈林1号区块和壳牌作业的2号区块，都有日企的参与。其中1号区块，日本包括丸红、伊藤忠等企业团体共同拥有30%的权益。 不像中国企业喜欢追随政府一起参与国际能源谈判，日本企业并不寻求捆绑政府或者项目控股，日本进行国际油气合作的是三井、三菱等贸易公司，而非石油公司，这和中国的做法不同。 如果出海竞标区块，日本还多采用由政府主导的石油公团方式，100%政府出资，收集全球地质资料，参与勘探，随后再转卖给日本石油公司。这等于国家承担了上游的高风险。但现在，日本石油公团和其他公团合并成了“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机构”(JOGMEC)。 日俄之间，也没有中俄间高层官员定期会晤的能源协调机制。日本这样的做法，却让俄罗斯消除了戒备心。“商业的归商业，日本许诺高额投资，其拥有的良好工程技术也是俄罗斯所需要的，故能积极介入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线建设，使安大线生变。” 在中俄能源谈判多年举步不前的情况下，中俄在2008年建立了副总理级别的能源协调机制。刘旭指出，这种协调机制有利有弊，企业和政府捆绑，让中国企业心里踏实，出去有政府保障。“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俄罗斯境内的大型项目不容外国国有企业介入，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又设立了“总统直属能源委员会”，和政府能源委员会共同管理能源行业。这让分管政府能源事务的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权力被大大削弱。 明眼人都知道，总统直属能源委员会责任秘书、俄油总裁谢钦，以及其背后的普京，才是俄罗斯能源重大决策的拍板者——这让中俄副总理级别的能源会谈节外生枝。 “越是公开，国家合作越安全。”刘旭强调，“合作落脚点，还得符合国际贸易规律。国际公认的贸易规则(上的合作)，也就是市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