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出席“环球时报年会”并发表演讲，他认为现在全球经济尚未进入后危机时代，或者说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代”正在转入新的债务危机时代，他同时呼吁中国继续创造改革红利，以更大勇气更高智慧推进改革。 以下为唐双宁在“环球时报年会：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上的演讲: 2012年12月22日 一、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危机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评估后危机时代”，但我认为现在全球经济尚未进入后危机时代，或者说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代”正在转入新的债务危机时代。美国金融危机已逾五年，目前仍处于“复苏趋势+不确定性”状态，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但失业率还在7.7%的高位，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仍显不足，特别是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为走出危机增加更多变数，刚刚推出的QE4又开始向全球输出通胀。“财政悬崖”问题即便两党达成妥协，也不过是加长债务危机的导火索，而QE4则是埋下下一次危机的定时炸弹。欧债危机癌症无解，其深层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财政债务化、福利超前化与民主竞选极端化的“五大矛盾”交织，加上财政政策差异化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矛盾的“体制搅拌”。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解决不了税收和财政增收问题；不解决财政增收问题又要满足民主化竞选体制下的超高福利，就得发债，债务雪球就越滚越大。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和债务问题比欧美还要严重，加上地震、资源难题和政治乱局，已是疑难杂症，比美欧的“心梗”、“癌症”还重，“失去二十年”后还将继续“失去”。新兴经济体则两面受夹，出口增长困难，通胀威胁加大。因此，世界经济不但尚未走出危机，而且美、欧、日、新型经济体构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灵活性预示着明年世界经济更不稳定、更不确定。 二、最终走出危机有三种可能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传染的，解决危机不能单兵作战，而要综合治理。其他危机不解决，某一危机即便暂时缓解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再反复。危机的最终解决无外乎三种选择：一是此次危机(金融、债务、经济)经过充分的消化和调整，最终瓜熟蒂落，逐渐解决产业空心化、财政债务化、发展失衡化、福利超前化、贫富悬殊化等深层次问题，而不是靠简单打补丁实现表面的、暂时的缓解。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依靠新一轮技术革命，真正改变现行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继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许可以真正解决危机，但“远水难解近渴”。第三是战争。如果经济危机加剧利益集团矛盾，经济问题就可能变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可能变为军事问题。这是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战结束已经快70年了，尼采讲“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这决非危言耸听。但现在是核时代，大国政治家要清醒，决不能走这条路。 三、中国三策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重要成员，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事，并在此基础上力争为危机解决多做一些贡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矛盾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过缓和政府承担的刚性支出增加矛盾凸显，消化过剩产能和稳定就业之间面临两难选择。此外，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受各方高度关注。总的来看，尽管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和内涵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新的应对策略。 我认为，新形势下有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均衡构建三驾马车，保持投融资力度，稳住出口份额，把重点放到提振内需上来。二是把城镇化作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继续创造改革红利。中国历时30年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正在消减，在新时期必须以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产业结构来延长或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延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同时以更大勇气更高智慧推进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