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湖北十堰青年刘皓昨日回到单位开工，此前他休了个探亲假，但这个假期可一点都不“享受”：他的东家——武汉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从9月份起受到中日两国钓鱼岛问题的影响，产量锐减，原本每天一小时的加班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刘皓这样的一线工人每月收入减少近2000元。 10月9日，刘皓与相恋多年的同学小玲(化名)在老家领证办酒，收入的减少于这对新婚夫妇而言可谓是伤筋动骨。 减产导致取消夜班 记者在上海见到了刘皓。 至于为何会到上海，刘皓解释说：“原本打算去三亚或者丽江度蜜月，现在为了省钱就改去了在嘉兴定居的姐姐那儿，借道在上海玩两天。” 为了赶当天中午去嘉兴的火车，刘皓约记者一早9点在静安公园碰面。刘皓是个准时的小伙儿，卡其色外套搭配牛仔裤和板鞋，略微卷曲的头发和一副黑框板材眼镜，笑起来就会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只是刘皓很少笑，只有聊到他的新婚妻子时才会露出略显羞涩的微笑。 “其实这并非外界认为的人为降薪，而是因为产量锐减导致加班减少带给薪资的影响，这点我还是分得清楚的，我相信这是暂时的。”刘皓说。 在这家日企，刘皓这样的一线工人每月的薪资构成是明晰的：基本工资2950元+加班费+效益补贴每月五六百元+全勤奖100元，刘皓每月的收入能在5000左右，浮动的是加班费，“以往每天加班1小时，每个周末也会有一天加班，平时白班夜班两班倒，后来取消了夜班，变成做一休一。这样一来，加班没指望了。”刘皓说。 9月20日，刘皓所在的班组长召集班上23个人开会，通报了相关情况“销量急剧下滑，很多4S店车都卖不出去，要减少产量……”并转达了公司“取消夜班全部上白班”的决定。“当时多数人都觉得可以放松一下。 “也有不少人担心会因为这个事情下岗，领导也给我们开过几次会，每次都会给我们吃‘定心丸’，意思是说即便日资撤出，也不会失业。’但减薪也是实实在在的，只希望钓鱼岛争端快点平息。”刘皓说不曾想到，他这样一个小人物也会受“国际关系影响”。 别看刘皓年纪小，却已经是湖北东风本田生产一线上的老员工了。2009年毕业实习，湖北东风本田来学校招工，刘皓是班上20多人报名、最终录取的那4名中的一个，“那时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仅仅一个体能测试，就淘汰了一批人，我还算比较幸运的吧。”刘皓说。 第二年，刘皓毕业后正式与武汉东风本田签约。 而之所以说刘皓已是“老员工”，这可以从他的几次换岗窥见：最初进厂，刘皓被分配安装发动机上的变速箱，结果没干几天双手就肿了一个星期，后来换成操作拧紧机，拧紧减震器和传动轴转向节之间的螺栓，就这个简单的拧紧动作刘皓重复了一年多，“平均60秒钟一台车，一天干9小时，但这已经是相对轻松的活了。”刘皓说。 如今，刘皓大多时候在线外，给同事补充物品，偶尔缺人手，就去顶一下。从他轻松诙谐的语调，可看出他对这里的工作环境很满意。 相信通过努力就能晋升 “一个清洁的环境，还算不错的伙食，薪资也还过得去，对细节苛刻。”刘皓说这家企业符合了他对日企的预期。“比如说，一个岗位，三个人能轻松胜任的，日方一定会要求两个人能抗下，但他们会尊重一线工人对工作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和建议，一旦被采纳，回报你的是还算可观的金钱和礼品。”这是本田公司自1953年起实施的改善提案制度。 刘皓是一线工人中的“点子大王”，“进厂的第二年，我就提出传动轴上的吊具是否可以套一个橡皮圈，以免吊具与传动轴相碰触时钢筋之间造成磨损，避免直接接触，当时提出即被采纳了。我有时候一个月就会提个好几条呢，一季度一统计一奖励，我最多一次一季度奖励了五六百元，再加一个电饭煲。”刘皓说起这个显得特自豪，对日本人的细节管理，刘皓还是颇为推崇的。 同时，自2000年起，每年6、7月份举行的NHC(New Honda Circle)活动也成为刘皓这类一线工人有望晋升的现实抓手。“就是借助工作小组、任务团队或质量圈形式的活动，使员工广泛地融入和参与生产改善活动和经营管理，NHC正是本田在全球开展的这样一种小组活动。”刘皓介绍说。 “这个活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提升团队协作有帮助，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晋升渠道，很多班长都是通过这样升上去的，总之，在这里不会埋没你，每一个层级的晋升渠道也都是看得见的，只要你够努力。”刘浩说，眼下他的工作规划就是当上班长，“一般工作五六年就有机会了吧，不过我现在才3年。” 在这家日企里，一线工人们7时30分上班，下午通常加班一小时，17时15分下班，晚班工人17时15分接班直到次日1时55分，生产线才彻底停下。每天都有上班前的早会和下班后的晚会，“一般开五六分钟，都是班长主持。”这家日企实行严密的层级管理，班长管一个23人左右的班组，班长之上是系长，再上面是科长、部长。 至于例会的内容。刘浩说，“做汽车的最注重品质，开会就是总结当天的工作情况，现在年轻人玩性大，有时晚上通宵、上网等等，都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班长会点名谁精神状态有问题让其注意休息……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也没见工友为此影响情绪，我对这套管理方式是肯定的，很快就适应了。” 刘皓住了两年的单位集体宿舍，4栋6层楼的房子，3个人分享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有电脑桌和大阳台，每个楼层有公共的卫浴设施，还有一个公用大客厅可以看电视。最受欢迎的是，平时只要平摊水电费。但刘皓后来还是选择在外租房，一说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也为了出行逛街方便，至于其他原因，那是后话了。 每年至少一次的旅游，一般两天时间，虽然去不了太远，但3年下来刘皓还是跑了不少地方：除武汉外，去了安徽、三峡、湖南等地。“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加工制造企业的负面新闻，比如富士康，就会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刘皓笑着说。 新婚生活品质打折扣 为了回老家结婚，刘皓向工友和老家的朋友借了一两万元钱，“结婚时自己没什么钱……”刘皓解释说。 好在小玲是自己的初中同学，两人一路走来患难与共，对他们来说，对彼此好，才是第一位的。 去年刘皓从集体宿舍搬出，在与单位坐车20分钟的地方租房——一间60平方米的小屋，锅碗瓢盆、家具电器样样俱全，这就是刘皓小两口爱的小屋，但他们并没有为了结婚再作装修，原来还有一件好事等着他们：今年8月，公司开建针对所有员工的住宅区，预计2015年交房，大约有4000多套，介于福利房与商品房之间，步行到厂区仅需20分钟，均价3000元，远低于同一地区房价。刘浩说，“按照我的情况，估计能买到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 “工资受影响也许是短暂的，但社会上有些的看法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弭，尤其在看到西安、长沙的反日游行种种暴戾情景之后，现在出门最怕别人问我在哪儿上班，因为我不好意思说在日企工作，怕被别人说成自己在给日本人卖命……”刘皓说。 不过，对企业以及自己的未来，刘皓说，“毕竟品牌和口碑还是得到认可的，相信只要两国关系交好，销量一定会好的，再说，这不是一个小型企业，说倒就倒的，毕竟有那么多人，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