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两会上就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而近期媒体报道显示，目前此改革方案已经进入征求部级官员意见阶段，有望在近期正式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牵动全国各阶层利益的巨大工程，因此其出台过程的缓慢与艰难也在情理之中。但愈临近其出台，愈让人忐忑不安。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至危险境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纵向地比较社会低层劳工与社会上层富豪阶层的收入差距，还是横向地比较行业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可以看到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容小视的鸿沟。如果再看到现在贪腐官员动辄过亿的贪污金额，以及隐性的巨额公款消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既有历史遗留的城乡差距、沿海与内地的差距等原因，也可归因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行业垄断及政府与民争利。 在户籍藩篱依旧将农民兄弟拒于城市福利保障网之外，沿海城市的富裕没能很快拉动中西部腹地经济腾飞的情况下，国有垄断型企业利用政策优势与行业壁垒，贪婪地吮吸普通民众的劳动所得，催涨了垄断行业从业者的工资单。国际通行的收入分配公平指标——基尼系数在国内已有多年没有公布，官方表述的原因是高收入者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而业界专家预测这一数值早已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可能高达0.5。 而政府通过税收与土地低买高卖吸纳了数额连年高涨的财政收入，与普通民众收入增长趋缓形成刺眼的反差。以下数据可以证实：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增长20.4%，居民收入增长13.7%；而美国同期财政平均增长1.86%，居民增长3.95%，韩国同期财政收入增长6.6%，居民增长6.4%。 政府财政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投入民生领域，可以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但现实情形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领域，中国2003年的财政支出占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而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财政收入占52%，日本是63%，中国台湾是53%，北欧更高。从这点看，中国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仍远远不够。 为此，可以基本看清的事实是，要确实缓解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首要是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使原有的垄断行业的利润水平回归正常区间；同时，政府财政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降低企业与居民的税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关系民生的领域。 而对于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声，则需要作细致与具体的考虑。新《劳动法》颁布后，许多民营企业苦于用工成本大幅提高，加上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恶化，陷入困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宜更好地发挥行业组织与工会的调节作用，尊重市场的自我运转规律，减少用刚性的政策进行干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败，实际上已经关乎中国经济在下一个时期中能否稳步增长。打破行业垄断可以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通过公平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廉价的服务，从而也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而通过降低企业与居民的税负，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则可以加快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构建，为居民增加消费与企业扩大再投资提供助力。然而，即便是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最终突破重重利益阻障出台，且剑锋直指消除垄断与增加民生投入，仍须规划好实施的配套细则，让此惠民利国的重大政策可以落到实处。因为，可以预见到，方案实施过程绝非一路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