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 “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他连珠炮式地发问。 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按照中央颁布的《个体户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他“应该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我们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合法的生意，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老百姓日子咋过吗？”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冲着话筒吼道。 老王的连珠炮击中了张道阳。放下电话后，他想了许久。 “他的遭遇并不新鲜，但这番感受，却无意中替数千万在底层努力经营、希望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个体户发出了声音。”4月初的一个午后，张道阳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媒体采访，手边是几摞厚厚的公文。 张道阳说，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要聊起个体户，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发现，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 这让他感触颇深，“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 事实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 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生存。 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其意义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 “当今中国，还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相匹配，属于相对被剥夺的群体。”张道阳叹气道。 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曾整理过的《网民意见建议》，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 “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他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己做经营的人，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 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 “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说，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